吶喊》讀后感

“圈點一些人，照進整個社會”這句話是我讀完整本書后的總結。魯迅先生不愧為一位筆鋒犀利的文化領袖。他塑造的人物是舊社會的縮影，舊社會是可憐、可悲、可恨的。哪怕如今讀來，這些文章也字字誅心，現在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統一的社會，無法體會國破家亡的愁恨，但像魯迅先生這樣的大文豪留下的文化筆錄，會世世代代警戒我們“落后就要挨打！

”。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阿q正傳》，而這篇文章也是《吶喊》文集的代表作。阿q他之所以家喻戶曉，因為它是那個時期國人靈魂的一個縮影，他身上有著國民性的特點——樸實而又愚蠢，受盡剝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視現實，妄自尊大；對著權力控制有著本能不滿，卻有無法拋棄封建思想去奮力反抗，在不斷的失意和痛苦收放中催眠自己，這就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狂人日記》中描寫“瘋言瘋語”的狂人也不一定是不真實，那是一本寫滿“吃人”的日記，是那個社會的真實寫照。在封建勢力的壓迫下，他們是扭曲的靈魂；在仁、義、德的面具下，人吃人的本質被掩蓋了?？袢苏f：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在那樣的社會下，你要么明哲保身，要么做一個吃人者，是不會有一個純白的靈魂。

《孔乙己》也是一篇抨擊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公孔乙己扭曲的心靈已被封建文化所固化。他窮困潦倒，被人們作為笑料；面口仁義道德，卻被生活所迫當起“梁上君子”，但即便如此社會也沒有給予他一絲一毫的幸運，最終他的命運也是悲慘哀戚，死亡是他最好的歸宿。

和現在的快餐文學不同，它沒有華麗的語言，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但是那種刻入骨血的嘲弄，最能撥開靈魂、震撼人心。無論過去多久，這樣的文學作品都不會被埋葬，因為它是一個民族成長的警示和見證。

?? 國內文學讀后感 ??

《簡愛》是英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經典傳世之作，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國文學史中第一個對愛情、生活、社會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獨立自主的積極進取態度和敢于斗爭、敢于爭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

《簡愛》是英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經典傳世之作，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國文學史中第一個對愛情、生活、社會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獨立自主的積極進取態度和敢于斗爭、敢于爭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

名著讀后感——簡愛讀后感：大凡喜愛外國文學作品的女性，都喜歡讀夏洛蒂的《簡愛》。假如我們認為夏洛蒂僅僅只為寫這段纏綿的愛情而寫《簡愛》。我想，錯了。作者也是一位女性，生活在波動變化著的英國19世紀中葉，那時思想有著一個嶄新的開始。而在《簡愛》里滲透最多的也就是這種思想——女性的獨立意識。

讓我們試想一下，假如簡愛的獨立，早已被扼殺在寄人籬下的童年生活里;假如她沒有那份獨立，她早已和有妻女的羅切斯特生活在一起，開始有金錢，有地位的新生活;假如她沒有那份純潔，我們現在手中的《簡愛》也不再是令人感動的流淚的經典。所以，我開始去想，為什么《簡愛》讓我們感動，愛不釋手——就是她獨立的性格，令人心動的人格魅力。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僅這一步就能獨立嗎?我認為，不會的。究竟女性的獨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種徹底的勇氣，就像簡愛當年毅然離開羅切斯特一樣，需要“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土一去兮不復返”的豪邁和膽量。我想，這應該才是最要害的一步，也應該是走向獨立的決定性的一步。而夏洛蒂筆下的簡愛卻把她倔強的性格，獨立的個性留給我們一個感動。所以她是成功的，幸福的女性。

讀后感：簡愛已作為獨立女性的經典，我希望陽光下，鮮花里有更多的簡愛走出來，不管是貧窮，還是富有;不管是美貌，還是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靈和充實的心胸，都能以獨立的人格和堅強的個性生活。有沒有人在寄人籬下時為追求平等與尊重，竟向長輩們掙扎反抗;而那時她僅僅是個寄宿于貴族親戚家的窮孩子。

有沒有人在監獄般不見天日的寄宿學校里練就內柔外剛、獨立冷靜的處事風格，而非膽怯地服從;有沒有人在家材萬貫的貴族主人面前以一位貧困、微不足道的家庭教師身份昂然而立，吐露道：“難道因為我一貧如洗、默默無聞、長相平庸、個子瘦小，就沒有靈魂，沒有心腸了嗎?……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軀同你說話，而是我的靈魂同你的靈魂在對話，就仿佛我們兩人穿過墳墓，站在上帝腳下，彼此平等——本來就如此!”

有這樣一獨立、叛逆、不羈、渴望尊重的女性，她正是夏.勃朗特筆下的主人翁簡愛!

簡愛的物質生活并不富裕，要不然她不會淪落到寄宿學校過著饑寒交迫的非人的日子;她不會來去只有幾套洗的泛白的粗布衣裳，不會差點潦倒在沼澤地上因身無分文近乎暈厥。但她的精神生活從不因此而貧乏，相反，她的學識、才藝甚至超越了某些上流社會的公子小姐。她的思想因外界的阻撓而斷流，她的獨立平等自由的追求從不因身份地位懸殊或宗教禮節而就此放棄，她的銳利、睿智、大膽的目光總是穿越對方的心靈。

?? 國內文學讀后感 ??

摘要：馬克斯韋伯認為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種特定保障措施從而有可能在經驗上有效實施的“秩序”。他把法律分為形式合理性法律、實質合理性法律、形式不合理性法律和實質不合理性法律，并認為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給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最大的空間和自由。同時，他還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形式合理性的，而非西方世界國家的法律都是實質不理性的。韋伯的法律思想是一種理想類型，脫離了社會背景，忽視了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彰顯的只是西方社會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公認的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

韋伯的學術生涯以法律研究為開端，雖然其后的學術重心日漸轉向其他更加廣泛的領域，但對法律的關注和研究卻一直貫穿于其思想的始終。由于韋伯是德國人且一直生活在德國，德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一直貫穿在他的學術思想當中。

由于德國主張容克地主專制，主張走農業資本主義道路，成為德國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而德國中產階級是經濟上升的力量，但是領導和治理國家方面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韋伯基于審慎的觀察和思考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出于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使命感和對歷史的責任感，他自稱在國家利益上是“經濟的民族主義者”;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許“以政治為志業”(p3)。韋伯很清醒地認識到，現時代是一個理智化、理性化和“脫魅”的時代，已沒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他作為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只能依照責任倫理，即理性化的、充滿意義的秩序去行動。

另外，卡爾馬克思，作為19世紀中葉的德國思想家，其獨特的智慧和思想體系對韋伯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馬克思生于18，先于韋伯近半個世紀。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正式出版，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進入德國，并逐漸產生巨大影響。1894年《資本論》第三卷出版，當時韋伯30歲，正值他的學術興趣從歷史學轉向經濟學，受到了馬克思《資本論》出版而引發的種種大討論的影響。韋伯的主要思想觀點和世界觀是在19世紀后期形成的。作為一名社會學者，韋伯受到了幾種思想體系的影響，他要創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不可回避地要與馬克思進行“對話”，通過與馬克思社會學思想的爭論來明確自己的立場，確立自己的合理性。

韋伯關注合理化所帶來的悖論，即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可避免的沖突，而兩者的共同點是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人性的關懷。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種實質上的合理性;是一種目的意義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種價值意義的合理性，西方世界對意義的追求將會產生出一種理性化的、充滿意義的秩序。

對于法律，韋伯在《經濟與社會》的第二部分《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中開篇就寫道：“當我們談及‘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陳述’時，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法學著眼點和社會學著眼點之間的區別。”他認為法理學家的著眼點在于法律構成的正確性，而社會學家則是從社會經濟學角度來界定的，即法律指稱對各種產品和設施的實際支配權的分配狀況……這些支配的權力是以事實上的承認為基礎的。在韋伯看來，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種特定保障措施從而有可能在經驗上實施的秩序。所謂“有保障的法律”指存在著一套強制性機構，存在著一個或更多的人，他們的特別任務就是為了實施規范的目的而時刻準備使用特別提供的強制手段(法律強制)。

另外，在韋伯的法律研究中，法律是一個名為合法性秩序的代名詞。法律與其他形式的規范秩序的區別在于它的強制性。

在給法律下定義時，韋伯很強調法律的強制性，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強制性，道德箴言和原理可能是由特定的法律秩序加以陳述的，人們之所以將它們作為一種義務而加以接受，并不是因為它們有事實上的強制。韋伯認為，法律應該是一個社會中的合法性權威的來源。在韋伯的研究框架中，法律的最后一個維度就是“合理性”。

合理性一詞是韋伯法律社會學的一個關鍵概念。實際上，韋伯對西方社會理性化狀況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對合理性的法律的考察進行的。

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實質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兩類。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實的性質，是用于表達不同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的概念。他把形式合理性主要界定為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歸結為一種客觀的合理性。如科學、技術、資本主義、現代法律、官僚體制等都體現了這種純粹形式的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具有價值的性質，是從某種目的上看的意義合理性、價值、信仰等。

韋伯認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完全不同于實質合理性的法律。所謂合理的法律就是立法、執法、司法都是在一般的法律原則和規則指導下的活動;不合理則是相反情況。實質合理性的法律表現在有關法律的決定是依據一般的規則，而不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中的道德、宗教、倫理等法律之外的因素判斷，體現了法律原則本身的道德、倫理和政治等因素。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則與上述情況不同，它主要指的是法律活動的形式符合理性或理智的一般要求，其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秩序本身是由法律、法規支配的，法律、法規與道德倫理分離，這樣，事物的實質內容和程序狀態就都是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形式”首先就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內容的法律法規以及規章，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基礎。同時，一切法律行為，包括立法、執法、司法，也都是由法律法規支配和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被明確的、普遍的并能夠被證實的原則確定下來。

第二，法律的高度體系化。體系化就是法律思想發展的成熟階段才能夠出現的情況。它意味著通過人的理性活動和邏輯思維，把經過分析的法律判斷統合為一個邏輯清晰、內在一致的嚴密的法律體系，使法的原則表現為一個完美無缺的系統。

第三，法律分析的邏輯形式。以往的法律實踐實質和程序兩個方面，都要尊重事實的形式特征。一方面，事實要依賴一定的形式標準確定，如說過一句話、簽過字等形式要件，對事實的確定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要用抽象的邏輯分析的手段，使法律關系抽象化，建立和運用固定的法律概念都要依靠邏輯方法。第四，立法與司法、程序

法與實體法、法律現象與一般事實分離?？傊?，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完全由人的理智控制的制度模式。

借助于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如何產生的，韋伯將不同的法律制度進行了涇渭分明的劃分，即法律是既可以非理性地發現和制定，也可以是理性地發現和制定。他將法律劃分為：形式非理性的、實質非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實質合理性的四種類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可能在“外在”的意義上或“邏輯的”意義上都是“形式的”。韋伯對法律形態的分類采用的是他的理想類型的方式。

實質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韋伯的稱為“卡迪司法”的法律運作方式。這是一種通過對與案件相關的法律、倫理、情感以及政治因素的綜合考量來特別地對每個案件作出判決的法律運作方式，其實質性在于它并不在原則上區分裁決的法律與非法律依據，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裁決過程并不依賴任何規劃或者普遍性原則。實質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韋伯所謂的“宗法制司法系統”，這種系統經常在與神學相關的法律教育中出現，它的特點在于通過統治者的立法來實施，具有倫理基礎的政策。其實質性在于它的目的并非創設一個理性法律系統，而是體現了宗教或者倫理對個體與法律秩序的要求;其理性的方面在于它建構了一種純粹理性的決疑法，更多地傾向于學者不受限制的理智主義需要，而非群體關心的實際需要。形式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根據神喻宣判處理糾紛的程序。這種程序一般存在于早期社會的糾紛解決中，其形式在于任何微小的對程序性規則的違背都會造成整個程序的無效，而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其神明宣判的特征。形式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由羅馬法衍生的現代民法。韋伯認為，這類法律具有以下五個特征：(1)每個具體的法律判決都是抽象的法律命題在具體的事實情境的應用;(2)在每個具體案件中都可以通過法律邏輯由抽象的法律命題推演出判決;(3)法律必須在事實上或者形式上構成一個“無縫的”法律命題系統，或者至少被視為一個這樣的系統;(4)任何不能用法律術語理性地解釋的東西都是在法律上無關的;(5)人類的一切社會行為都必須被視為對法律命題的應用或者違背，因為“無縫的”法律系統的結果必然是對社會行為的無縫的法律秩序化。顯而易見，形式理性使法律能夠像一臺具有理性技術的機器一樣運作，這與其他三種法律類型的運作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p381-403)。

同時，在韋伯的社會理論中，形式合理性法律還是一定的法律發展在歷史過程的一個鏈條。從理論上法律的發展階段看，法律經歷了：第一，由法律先知們向大眾進行魅力型的“默示”階段;這個階段.由先知宣告法律的內容。第二，法律由一些“法律貴族”制定和發現階段。第三，法律由世俗和神圣的權力強加于公眾階段。第四，由受過系統的專業法律教育的專家制定法律并依靠嚴密的邏輯分析適用法律階段。所以，法律經歷的這四個階段，是法律的形式的品質從受魔法制約的形式主義和受默式制約的非理性的結合體中發展起來，經神權政治和世襲制度制約的實質理性和無形式的目的理性的道路，發展為法的專業化的系統性和形式理性。

形式合理性法律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有很大的意義。韋伯從兩個方面來說明了這個問題：一方面，形式的理性的法律具有相當高的可預計性與在內容上的預防能力。其中，可預計性最為重要，因為工業的資本主義必須指望法律秩序功能的穩定性、安全性與求實性，即法律辨認與行政理性的、原則上可預計的特性。否則，便會缺乏那些對大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不可或缺的可預計性的保證。換句話說，現代西方法律運作像技術性的手段，具有高度的可預計性，是現代西方工業的、企業的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支柱。它提供了每個參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理性的行動者一個明確的游戲規則，讓他可以計算自己的運作空間、法律后果與行動機會。而這種可預計性就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特征，它體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里，將整個世界除魅化。

另一方面，因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制度之一，因此，法律的運作難免會與政治的支配形態產生關聯，即政治的支配形態能給法律提供一個怎樣的活動空間，這決定著法律的形式特征。在韋伯的分析中，他認為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形式的、理性的，這剛好符合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需要。

韋伯認為西方國家是一個理性化國家，因為它是透過官僚制來行使支配的。而官僚制是專家化、技術化的組織，立基在形式的理性的實定法的基礎上。也即是說，西方國家具有明顯的形式理性化的特征，擁有高度的可預計性。

在韋伯的研究中，官僚制度與合乎理性的法律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兩大基石。官僚制被用來指現代社會實施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是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的理想類型。在政治上，官僚組織是行政機構;在經濟上，官僚組織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企業制度。同時，韋伯還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官僚組織還是一個具有技術專長的官吏階級，具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所需要的特征：

(1)保持個人自由，僅僅在職務范圍內服從命令;

(2)處于一個等級化的職務體系中;

(3)有明確的權力及其范圍;

(4)根據契約任職，擔任官職是出于個人的自由選擇;(5)任人唯賢……總之，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形式主義特征，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需要，而且，非常注重行政技術效率，行政管理人員具有高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行政管理人員都是依據法律法規辦事，不會在公務活動中夾雜個人好惡，排除了個人的感情因素，使一切事物都成為可計算、可預測、可控制的，形成了一個非個人性的具有高度形式合理性特征的官僚機制。而且，這樣一來，也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而民主政治的要求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為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了一個可發展的空問。

按照韋伯的分析，也就是說形式合理性法律可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提供絕對的保證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狀況也剛好滿足了形式合理性法律生存的要求，能給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一個可發展的空間。

相反，在西方國家以外的非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社會狀況就不符合形式合理性法律的發展條件，這些國家的法律都是實質的非理性的法律。為此，韋伯還舉例分析了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國家的法律來證明他的觀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社會的法律。

在韋伯的眼里，中國的帝王具有絕對的自由裁量權，近代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理性的、可預計的行政與法律并不存在，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民事的私法相當缺乏，沒有個人自由權與私有

財產權的規定，行政與司法定位分離，家長制的法律與司法，停留在“卡迪審判”的階段，追求的總是實質的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沒有專業的法律階層，沒有系統的法學思想(如自然法思想)，法律外的道德與政治的考量，始終超越法律內部的思考。從秦漢一直到明清，中國傳統法律一直都沒有多少改變，民間的'調解與長老的審判、倫理的考量重于法律的考量;在官方的家產制審判，重視的同樣是實質的正義而不是形式的法律，為官者應視百姓為赤子，做個人民的父母官。所謂的“卡迪審判”，說明了父母官主導的中國法律與司法的運作，恰恰是建立在“考慮個案牽涉的人是誰”的原則之上，像所羅門王的審判一樣，重視的是法律外倫理道德的智慧與公道，考慮當事人具體的個人狀況與社會關系，而不是根據概括的、形式的法律來審判，法律與道德難分之外，法律與政治、行政也難分，中國傳統法律司法始終沒有獨立運作的空間，具有實質的不理性的特征，充滿自由裁量與不可預計性。中國的法律一直停留在西方中古社會的法律發展階段(p7-8)。

從韋伯對法律和形式合理性法律概念的界定中可以看出，韋伯的法律思想具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價值中立。韋伯比較強調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預期性，認為執法者在執法時不應帶有任何的倫理判斷或其他的價值判斷。這在法律實踐中無疑是不可能的，只能屬于一種理想的追求。因為任何制度或法律都是一定意識形態下的產物，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視其結構背后的概念。

韋伯的形式合理性法律還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將法律等同于一整套規則。在韋伯看來，法律是一種秩序性的制度，即一定共同體成員主觀上認可的整套觀念，人們的行為符合這些規則就是守法，否則就會受到強制性措施。這一點與他的價值無涉似乎有點矛盾。因為既然是規則，就不可避免帶有感情色彩，因為規則就是一定意識形態下的反映，是社會某種發展階段的產物。

雖然韋伯非常標榜形式合理性法律，認為只有它才能給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最大的空間和自由，但實際上，形式合理性法律應該只能算是一個理想類型。在西方國家，盡管按照韋伯所說的是實行官僚制度，擁有專業的、技術的組織，具有明顯的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基礎，但是畢竟法律的實際運作是由其承擔者來執行的。而且，在西方，完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也很有局限，它忽略了社會文化和傳統的因素，誠如韋伯自己所說，形式合理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理論家的內在學術需要的產物，并不真正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發展的直接后果和條件。

對于中國的法律，韋伯的評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傳統中國是一個注重禮的國家，所謂“鄉土中國”，很多時候法律和政治處于無為的狀態(p60-70);而且，長老統治在傳統社會中確實是主要的，只要是個人不能解決的問題，基本上都是由長老們來裁決，很少交由司法部門(衙門)來管理的，除非是很嚴重的長老們也不能擅自做主的案件才上交到司法部門(衙門)，這在當時也是社會發展階段的需要所然。一個社會的法律文化是不可能突然出現，也不可能跳躍著前進，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像韋伯所說的完全憑一個人的好惡來解決紛爭，長老們也是要依當地的習俗和慣例來判斷是非，因為社會秩序的穩定就是依靠當地的習俗和慣例來進行維護的。到了現代，中國的法律與韋伯所評價的狀況相比就相差甚遠了，已經擁有了很完備的法律體系和組織，執法人員也都擁有專業的法律知識，但即使這樣，也不能像西方那樣實行完全的形式的合理性法律。

就如前文所說，韋伯的學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德國社會狀況的影響，也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因此，他的思想在今天雖然仍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也為我們研究法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和模式。但是，畢竟韋伯所處的時代與我們很遙遠了，他的思想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也是有差距的。而且，韋伯在分析西方社會法律和非西方社會法律時，在方法上存在著文化內和文化間的比較的混淆。對于西方社會法律的發展，韋伯采用的是文化內的比較，突出了西方社會發展的獨特性和先進性，而在分析中國社會法律的發展時，卻是將中國傳統法律與西方現在的法律相比，采取的是文化間的比較方法，這樣做只能更加凸顯西方國家的優越性和獨特性，對于法律研究是沒多大用處的。韋伯只是強調他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優越性，卻忽略了法律是社會的產物，任何時候研究法律都不能脫離社會結構和狀況，否則是無意義的。

實際上，韋伯的法律社會學帶有很強烈的彰顯西方現代社會的法律類型的獨特性和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先進性的色彩，尤其是他分析中國的法律時，把西方文化里長久以來的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卻忽視了法律是一定社會的法律，離開了社會基礎，法律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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