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雙系撫育。在第一章“人為什么生孩子”的基礎上說明“人為什么養孩子和怎么養孩子”。生理養育是單向的，但社會養育的雙線性不能用有性生殖來解釋，因為社會結構是基于性別的。

兒童需要全面、長期的教育，這需要性別合作。小群體責任原則決定了男女的基本單位，即婚姻。

第二章，雙系撫育本章接續上一章個人生活的健全必須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但是人的死亡又威脅著社會結構的完整，所以人類必須為后面的工作做準備，即生育中的“育”。日常生活中，我們見到的撫育都是由父母雙方進行的，于是，我們自然而然的認為，撫育孩子是父母的責任，如果沒有法律道德做限制，那也是本能。在這里，費老為我們糾正了這個觀點。養育有單親性，因為后代從一開始就在母親體內受孕，所以不能用性關系來解釋。

費老從不同的視角下為我們解釋了這個問題，整個社會因為性別不同而分工，在男女分工體系中，一個完整的撫育團體必須包括兩性的合作，兩性分工和撫育作用加起來才發生長期性的男女結合、配成夫婦、組成家庭。一個孩子需要男女之間的分工合合作來養育和撫養的原因是，孩子依靠父母的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切。所以雙系撫育必須要有一男一女分工合作完成。

第二章雙系撫育，即是在生物學意義上的研究，同時又指出了社會性的意義。生育制度以父母為中心的形式，現在仍然很普遍，這也就使得在撫育子女的時候，必須是父母雙方共同參與的一個撫育過程，與此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作為父本在生理上所能提供的僅僅是一個生殖細胞，而作為母本卻承擔著更多的撫育功能，費老稱之為生理撫育的單系性，這正是這點使得人類雙系對于子女的態度上是沒有生理上的同等情感，也缺乏一種生物本性的保障。但是類人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生活，所承載著更多的社會意義，所以如何由單系的生理給養轉變成為雙系的社會教養，也為了此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父親對子女的責任感是由世系觀念維系的，世系觀念成為情感和社會聯系的基礎。人類的情感一直被認為是社會培養的結果，所以父親對子女的關愛主要是從情感和社會意識出發的。也正因為生理撫育的單系性，所以在性別構成的社會中，產生了不同的分工合作，同時說明了男女結合的需要，然后以撫育子女為男女結合的產物，讀后感《生育制度讀后感》。

撫育作用使男女長期結合成夫婦是出于人類撫育作用的兩個特征，一是孩子需要全盤的生活教育，二是這教育的過程相當漫長。這也就造成了撫育作用在生理基礎以外的雙系撫育的必要性，但是雙系性沒有生物本性作為保障，于是確立撫育的文化手段就是婚姻了。

第三章婚姻的確立。為什么有婚姻。為了運行新城的代謝結構，必須在孩子出生前成立照顧小組。這個群體就是婚姻。

婚姻關系和兩性關系無絕對聯系。有生物性的父母和社會性的父母。兩性分工和撫育作用加起來發生長期性的男女結合即組成夫婦。

婚姻不是私事。擇偶嚴格按照社會規范進行?；橐龀汤m的功能是將婚姻關系從性關系擴展到涉及多人的復雜社會關系，從而維持夫妻之間的長期關系，養育子女。法律、經濟關系、宗教、婚禮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第三章婚姻的建立，上一章已經講到婚姻是完成種族延續的一個可能，在婚姻中能夠保證雙系撫育的實現。男女共同撫養子女的責任是婚姻。費老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婚姻的定義。

同時費老還說婚姻里結成的夫婦關系是從親子關系發生的。這表明了另一點，只有有丈夫的婦女才有權生育。雖然這似乎已經不適用于現代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單身母親在人群中生存的壓力很大。

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在這一節中，fergus指的是親生父母和社會父母兩種不同的定義。婚姻的目的是決定社會的父親，而生身父親的決定是次要的。

關于這個內容在以后的章節中還會討論到。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的雙系撫育并不是直接從兩性生殖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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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演化的結果。在這種關系中，婚姻似乎不是一件私事?；橐鍪怯蒙鐣α吭斐傻摹?/p>

單靠性的沖動和兒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長久合作撫育子女的關系來的。由此而建立的一種所謂的婚姻買賣性質：把個人的婚姻關系，擴大成由很多人負責的事，同時使婚姻關系從個人間的感情的愛好擴大為各種復雜的社會聯系。

其中最受注意的就是就是經濟性質的相互服務或者相互送禮，而且這些義務時常推及當事者意外的人。這些思想也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人際關系。在描述婚姻的意義時，他提到婚姻具有宗教意義。

這點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現類似的表述?；閼僮诮痰囊饬x主要是指社會建立法律，防止行為失范，同時將其他經濟關系延伸到婚姻關系中，擴大對婚姻關系負責的群體，從而強化夫妻關系。

第三章是婚姻的確立。男女照顧子女的責任是婚姻。費老對婚姻的定義做了簡單明了的解釋，他還說，婚姻中形成的夫妻關系是從親子關系開始的。這也說明，婚姻關系中出生的孩子會得到認可，應該由社會上最小的群體，即夫妻共同撫養。

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費老提到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會性的父母，也說明了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不同于一般的社會觀點的是費老認為婚姻的目的是在確定社會性的父親，對于生物性父親的確定倒還屬于次要，讀后感《生育制度讀后感》。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人的雙系繁殖不是有性生殖直接進化的結果。

在這種關系中，婚姻似乎不是一件私事?；橐鍪怯蒙鐣α吭斐傻?。單靠性的沖動和兒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長久合作撫育子女的關系來的。

由此而建立的一種所謂的婚姻買賣性質：把個人的婚姻關系，擴大成由很多人負責的事，同時使婚姻關系從個人間的感情的愛好擴大為各種復雜的社會聯系。在描述婚姻的意義時，他提到婚姻具有宗教意義。

這點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現類似的表述?；橐霁@得宗教的意義主要是指：“社會立下法律來防止越出規范的行為，同時將其他經濟關系扥滲入婚姻關系中，并且擴大向婚姻關系負責的團體，這樣使夫妻的聯系加強。

”第六章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家庭結構。婚姻的意義就在于建立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即父母子三角，這也是生育制度的基本結構。

所以孩子是夫婦關系完成、獨立家庭建立和穩定的條件。多婚制是三角形的變相。

第六章社會結構的基本三角，在這一章里面，首先講到的是數理上的假設，那就是三角型的穩固性，接而引申到婚姻結構中的三角，那就是由共同情操所結合的兒女和他們的父母。婚姻的意義就在建立這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夫婦不只是男女件的兩性關系，而且是共同向女兒負責的合作關系。

結婚若只是指兩性的享受，這種關系是不易維持，可是結婚卻開啟了另一種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為夫婦兩人創造了一個共同的工作，一個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妻生物上的結合，同時也是夫婦性格上結合的媒介，從孩子在夫婦關系上的創造性，而對于三角形的完成則是孩子的出生。由此也可以推斷穩定夫婦關系的是親子關系。

在中國，一般所謂家庭常指比較父母子構成的基本團體為大。更廣大的大家庭也是以父母子構成的基本團體為其核心。（婚姻進化階段說，摩爾根《古代社會》）婚姻方式、撫育方式都會依據生活程度情況來斷定。

在以往的婚姻形式中，會有多婚制出現，但是并不是多角，仍然是三角形，只不過是由多個三角形組成而異。在本章中，多妻制和媵妾制，都有一妻作為主導，其他作為次級地位的女性，媵妾只是供所屬男子的人生滿足，多妻制中，丈夫其實更多作為多個父母子三角的頂點。多夫制也只是在女性確定生育之后，穩固三角形態，且不一定是生物性的父親。

婚姻是個人間的契約，不是集合性的契約，非但一男一女的結合是正常的及最普遍的婚姻方式，即使有多男一女或多女一男的結合，也沒有脫離這個別性契約的基礎。

第八章父母的權力。親子關系。社會規則和人類本性并不時常相合。為了將孩子從生物人

培養成社會人就要強制他適應社會文化和規則。撫育作用的兩部分是給孩子生理上的需要和社會上的需要，這需要父母的分工。于是有嚴父慈母或嚴母慈父。

在書中講述關于父母權力的章節時，講到了嚴父慈母，也就是父母雙方角色的問題，關于這些，我有一些感受和想法。父母雙方對于孩子的撫養都是有一定的責任的，而且最好的方式是雙方的角色是互補的，這樣才能更加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長以及性格的完善。費孝通也在書中說到男女分工體系中，一個完整的撫育團體必須包括兩性的合作，兩性分工是形成雙性撫育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的，父母在子女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不同來自于社會建構。

通常所說的“男主外、女主內”并非是家庭常態，一個健康和諧的家庭應該是每個人所做的是符合自己意愿的，并且是雙方互補的最優產物，這樣的發展才是常態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家庭，所有父母都能對子女撫育問題有清晰理性的把我，在或多或少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但是家庭撫育是與生俱來的，更加是一種眾生相伴的特殊教育，它是循序漸進的，并不能為其它的方式所取代，它也將是我們一生中所扮演角色中特殊而重要的。

第八章父母的權利，家庭的三角結構是從生理基礎上形成的，但并不是不會發生沖突和矛盾。弗洛伊德把這種沖突稱為俄狄浦斯情結或埃勒克特拉情結，其實也是一種在家庭三角內的權利爭斗。這只不過是弗洛伊德的一點假設。

但是在現實中，一個人的生活不能單以生理上的天賦和機能來組成一個生活團體，且社會規則和人類本性并不是時常相合的。人類的集體生活不能全由本能來完成，而得求之于習慣，社會***養成撫育作用的主要事務。為了使子女適合社會生活的需要、符合社會規則，父輩會采取一定的手段來約束子女。

而這種手段就是家庭的權利，權利是社會控制個人的力量，它發生在人類本性和集體生活的不相謀和處，生物和社會的矛盾場合下，權利的**固然是社會的，但是社會不能直接來約束人，它還得借助人來實現。在一個撫育父母責任的社會中，父母就得代表社會來征服孩子不合社會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會的沖突，轉而為施教者與被教者之間的沖突，再而化為親子間的沖突。而這種親子間的沖突，在分工的時候，似乎已經注定了這種沖突的角色扮演，嚴父和慈母。

撫育作用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給孩子生理上的需要，一個是給孩子社會上的需要。而社會***養成會引起不愉快的感情，所以父母在其中一方面要滿足親子間的需要，一方面要糾正其習慣。就這樣，父母分工為嚴父和慈母，但是又不是截然能分開的，除了生理性的撫育由母系完成而外，更多的都是兩者共同參與的過程。

縱觀社會發展，現代社會基本上都是一種父權制的社會，此之前是否出現母權制的社會形態呢？在所實地觀察的母權形式中卻是一種舅權，更多說法是父母同樣負責子女的情感，約束子女的是部落的法律和權威制度，執行代表的是母舅，即使在父權社會中，仍然會有很多事情由母舅來執行父親難為的事。

第九章世代的隔膜，自己煩惱的原因是我們心中有著兩個自我在糾纏，理想的自我和現實的自我。子女則是父母理想與現實沖突之后，“再來一次”的重生愿望。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這部分在時間卻是后來的，有著另外一個起始。

自己的不幸不希望重演于子女身上。小心提防使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次生命中重現。在父母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重生機會。

把理想自我轉渡到孩子身上，固然有放卸責任的危險，但是相當的范圍之內，也正是撫育作用所需要的。其實這也使得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聯系在生物性的基礎之上互相更為有力的聯系。帕克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種是把人看成同樣具有意識和人格的對手。

前者稱之為共生，后者為契洽。子方對于親方最初的是一種生理的聯系，接著是一種共生的聯系，最后才發生契洽的關系。親子的聯系最終目的其實是在解決生物斷隔和社會綿續的矛盾。

社會標準多變，社會上并沒有絕對的價值，正因為如此父母對子女的要求是不斷變化的，是基于理想的變遷。親子之間因為隔著一代的時間，他們很有可能接觸著不同的社會環境，而發生理想的差別。

第十章社會性的斷乳。家庭是暫時的團體。因為撫育又一定時限，撫育的目的是結束撫育。三角團體在生活合作中養成了團結的力量，但三角形的破裂是它功能的完成，親子聯系的切

斷就是社會性的斷乳。因為親子間溫存的留戀和缺乏轉變，孩子的社會性斷乳會出現心理跟不上生活的變化。

? 不讓生育的社會讀后感 ?

《保衛社會》集中了作者多年來對中國社會問題和社會領域（社會保障、教育、住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60多篇評論文章。

這些文章的基本背景是中國十年以來的社會變遷（200120xx），尤其是最近三四年的各種比較突出、意義重大的社會改革課題。為此作者把文章整理成八個章節，分別關注改革模式、房地產、中產階層、社會抗議、社會矛盾與暴力、思想道德、收入分配和教育改革等八個方面的問題。

社會為什么需要被保護？道理很簡單，最弱的社會，一旦失去了生存權，就會暴力化。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永遠是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手段。在作者看來，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經濟主義的國家戰略導致了社會的嚴重分化甚至解體，群體之間關系高度緊張。種種危機如果再不由以社會均衡為取向的社會改革加以糾正，社會必將暴力化，國家將難以長治久安，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會面臨極大挑戰。為此，作者高聲呼吁保衛社會，呼吁國家建立公正的社會基本制度，以保護人民的基本社會權利，讓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的成果，并對涉及社會改革的各個重要、緊迫的問題提出了睿智、冷靜、獨到的建設性思想。

當代中國社會問題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個改革模式的問題。前一個時期，中國政府優先經濟建設，著眼國民經濟的規模和效率，促成了中國經濟的歷史性持續增長。但過度的、單一的強調經濟增長，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分，往往是以破壞社會基礎為代價的。這就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后果，最后反過來拖累經濟增長，以致形成一種發展不可持續的局面?？沙掷m發展意味著改革模式的轉變，改革目的必須從追求增長轉移到制度建設，改革重點必須從經濟改革向社會改革轉移。

談起中國的總體社會轉型，房地產及其相關土地和分配問題無疑是利益最復雜、問題最突出、矛盾最尖銳、民怨最集中的一塊。那么房地產改革也就成為社會改革的最大項目。追本溯源，房地產問題的根源在于舊體制的設計只看到其財政和經濟意義，而無視其更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意義。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核心議程，就是要肯定居民的住房權，建立起與商品房市場平行的公共住房市場。有恒產者有恒心，只有人民的居住權確立下來了，中國才能建立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上能持久的住房體制。

一個與房地產相關的深層次問題是社會結構的失衡。眾所周知，這十幾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歷了巨變，但變化的方向很難確定。一方面城市化和產業化催生了一大批城市中產階層，他們無疑將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器。但另一方面，許多重要社會福利、保險和保障體系的缺失，使中國的中產階層無時不處于一種危險的狀態。更嚴重的，剛剛邁入歷史舞臺的80后和90后，已經明顯感覺到權力和資本對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壟斷，中產階層的形成渠道在縮小。這最突出地表現在收入分配的極度不均和分配體系的不公。短短十幾年間，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40以下躥升到了0。50左右，位列亞洲收入差距最大經濟體之列。經濟發展的成就并沒有比較普遍和均勻地惠及整個社會。

收入分配的惡化和中產階層的窘境都意味著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正在動搖。與此相伴出現的，還有整個社會層面的信任危機和社會意識的分裂。面對這樣一種趨勢，中國政治必須做出必要的改革，制止權力和資本對中產階層和收入分配公平的侵蝕。其中最重要的調整，就是要逐步降低權力對要素和資本市場的壟斷，廢除權力階層的某些經濟特權，并且放寬對社會成員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組織能力的束縛。換句話說，當社會變成絕對的弱者，權力必須保護社會；而權力自覺保護社會的辦法，就是讓它重新嵌入社會當中，而不是高高在上，靠壟斷維持其地位。很簡單，如果壟斷國企也必須接受市場和法律制約，如果政府的官員和公務員都必須面對社會成員必須面對的問題，如果社會能夠組織起來參與利益表達和規則制定，如果中小企業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那么，整個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分配就必然會更加理性，社會結構的失衡局面也自然能夠得到緩解。這種改革可能會觸動許多既得利益，但它卻能觸及收入分配的核心問題，即權力和資本的壟斷。

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上升，有時表現為社會抗議，有時表現為暴力行為。這兩種社會現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傮w上看，我覺得社會抗議本身（群體性事件）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必然結果。它的大背景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社會（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轉軌，這方面的沖突我們不必太過擔心。人們現在有更多的方式，更大的動力，以更低的成本的組織抗議活動。在全球化時代，任何社會都面臨這種情況，是社會自我疏解壓力的一種機制。

但另一方面，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增長趨勢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其中又以暴力的蔓延為甚。這說明，至少有一部分的抗議，出自于我們體制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這樣的抗爭需要通過政治轉型（包括行政與司法改革）來解決。換句話說，要能夠內化利益沖突，讓不同利益通過更合法通暢的渠道參與政策制定和監督，并且讓利益沖突處理步入法制的軌道，從而在源頭上消化大部分抗爭。

當今社會的許多結構型問題又進一步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從大方面來說，中國確實缺少一種全社會認同的主流價值。軟力量不足、宗教力量崛起、思想危機以及社會信任問題，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所以，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大問題，是要促成一套新的主流價值體系。人本主義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其內涵和外延都需要優化充實。

同樣，我特別在專欄中關注了中國的高等教育問題。高等教育和房地產在我這本書中都具有特殊價值，這是因為它們都是社會經濟矛盾最突出、最亟待改革的領域。高教作為社會再生產的核心體系，其改革尤其關鍵。中國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產出已經是社會公認的問題。這與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的地位極不匹配，而且也無助于中國經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首要問題，還是決策、考核與管理體制的官僚化。這與高校作為一個教育與學術共同體，特別應該強調專業精神這一點完全相悖。應該說，例如合并擴張、創新能力、評價機制等許多方面問題都是這一個問題引發的。所以，高校的去行政化和教育自治的確立應該是未來高教改革的方向。

一、政府應該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先于經濟發展的基本職責，加快職能轉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適當淡化，這并不意味著政府不再抓經濟建設，而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經濟環境比較成熟之后，政府就有條件實現轉型，發展經濟的大部分職能可以由市場承擔。而在我國長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社會建設相對滯后，社會問題突出的形勢，倒逼政府必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會建設上。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解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包括維護公民在生存和發展、就業和創業、收入分配、人才選拔、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公平正義，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公平正義。政府應該向法制型、服務型、公正型政府轉變，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職能邊界，從萬能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二、政府應該更加重視軟實力的提升，實現社會全面的發展。科學發展觀要求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如果把經濟實力視為硬實力的話，則可把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建設的水平視為軟實力。目前，我們在打造軟實力方面明顯滯后于發展硬實力。在國際上，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評價，更加注重軟實力的水平。當前打造軟實力我認為要突出抓好兩個方面：一是增強制度競爭力，從摸著石頭過河轉變到修路搭橋，不斷完善社會制度設計，健全體制機制，為社會建設提供長效保障。二是增強文化競爭力，尤其要促進形成既發揚優秀歷史文化傳統，又適應時代要求的當代中華民族精神。

三、維護社會穩定要創新思路。只有先維權，才能后維穩，政府把重點回歸到維護群眾權益上，才可能換來社會長久穩定。要力戒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對待群體性事件要變高壓為減壓，變堵為疏，變新聞失聲為新聞公開。政府必須學會與群眾合理合法上訪和平共處，保障群眾和社會的訴求渠道暢通，并積極主動促進問題的解決。切實改進信訪工作，建議取消信訪考核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群眾合理合法上訪的權益，不然信訪部門從利益沖動來說是抵觸正常上訪的；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有限政府，引導群眾和社會主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訴求問題，扭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被動局面。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尤其是重大事件和突發性事件要及時公開，保障人民群眾和社會的知情權。

四、政府要善于做小事，杜絕假、大、空。當前，政府的工作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軌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現行官員選拔制度使官員有為上級服務的利益沖動，而缺乏為群眾服務的利益沖動，群眾還難以影響官員的任免。因此政府容易滋生急功近利搞政績工程的行為，并且習慣于把一切工作政治化、崇高化。民生無小事，唱不出高調或者政績形象不突出的事情也應該重視解決，政府應勿以善小而不為，不僅要辦大事，還要善于做小事，才能一點一滴地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

五、政府誠信至關重要，自身建設亟待加強。目前群體性事件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發展趨勢就是非直接利益者的大量卷入，其中不少參與了暴力惡性事件。關鍵就是政府的誠信出現問題，群眾對立情緒強烈，一有風吹草動就尋釁滋事，即使對政府合情合理的做法也要抵觸甚至對抗。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廉政建設，樹立誠信政府的形象，真正執政為民，坐言立行，取信于民。要象溫家寶總理說的那樣，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批評和監督政府，盡量減少政府工作的失誤和不廉政行為的發生。促進新聞立法，保護和規范輿論監督。

六、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加強基層自治組織建設。當前我國社會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基層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應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促進公民發展的作用，加快培育和發展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有效彌補政府服務的不足。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的作用，進一步規范基層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和民主管理，探索在村委會和村民小組之外建立農民自治組織，調動公民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加快工、青、婦的改革，共同構筑政府與社會的緩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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